2月28日晚，电影《孔秀》来到成都举行了第二场路演活动，许多观众踊跃报名来到了路演现场，热情参与了整场放映与交流活动。当天现场还邀请到了著名诗人翟永明与柏桦，放映结束后，两位诗人分享了各自不同的电影观后感。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，观众们同样积极发言、大胆开麦，讲述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与感悟；也有观众就电影本身向导演提出疑问，对此，王超导演耐心聆听、真诚作答，将其对人物与创作的理解、对人性和时代的洞察毫无保留地同观众分享。

（成都路演对谈现场，从左到右依次为：柏桦、王超、翟永明）

“这是我第一次拍年代戏，”导演坦言道，“在我快60岁时我才敢拍这样的作品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沉淀下来了。”沉淀，对每一位创作者而言都至关重要，好的作品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同样的，优秀的创作者更要耐得住岁月的打磨与生活的历练。诗人翟永明在映后交流中感叹：“高质量的文艺片能进入电影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……像王超导演这样一直坚持下来，到今天还在拍非常有质量的、有文学性的艺术片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易。”

（对谈现场的嘉宾，从左到右依次为：柏桦、王超、翟永明）

的确，拍摄《孔秀》的过程是艰辛的。电影拍摄于2021年底，那时石家庄的疫情较为严重，从导演到团队的工作人员，每一个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在创作；资金有限，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、物尽其用，对王超导演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。但所有的坚持与付出都没有白费，《孔秀》带给观众巨大的惊喜与触动。“内敛、平静、纵深感强”，这是诗人柏桦对《孔秀》的评价。“电影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准确，比如因为房间很窄，（所以平时）要把床边铺板收起来，但是睡觉的时候又要把它们重新安上。……火车的声音也反复出现，这个声音给人带来一种现实生活之外的遐想。”

（现场观众）

有年轻的观众质疑影片中人物的衣服太新了，工厂的工人好像不会如此。王超导演笑笑说：“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，但我经历过。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厂的工人，要知道在七、八十年代，大厂的工人都是很体面的。”“就连时代的变迁也是通过生活日常的变化展现出来，”诗人翟永明讲道，“（电影）通过一个女性的婚姻生活、工作状态，以及她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映照出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种生活状态。对于这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说，真的可以通过这个电影了解那个年代。”

从工人的服装到工厂里的机器，从筒子楼、读书角到排队买文学名著……道具的还原、生活的细节来源于导演的亲身经历。电影中《蓝色多瑙河》的音乐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，“我在拍那场戏时真的是想要掉眼泪，特别激动，”导演说道，“因为在我12岁那年，某天当我打开家里的收音机，里面传来了《蓝色多瑙河》的音乐声。那一瞬间我意识到，一个新的世界要来了！”这些瞬间与画面如同一粒种子，深埋在导演的心底，经年累月、生根发芽，最终长成了一棵大树，而灌溉它的是导演从一而终的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思考。

（成都路演签到现场）

许多评论家，包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认为导演拍摄了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。著名艺术评论家鲍昆称《孔秀》为一部“准确的探讨女性精神世界的影片”；现场一位男性观众评价道：“这部电影是有现实的启示意义的，能让在座的所有人，尤其是男性伙伴，都能够看到女性的困境。”于王超导演而言，真实地展现一名女性在上世纪60-80年代的生命历程的确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认为这更是一次对“自我的肃清与重构”。“本质上，这是一个关于人的主体性的问题。孔秀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人、一个个体，某种意义上我跟她是融为一体的。我想要慢慢地建立起一个人格的自觉性和自省性，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我对人性的反思”，导演解释道。

（成都路演放映现场）

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与电影作品中，这种对个人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是较为匮乏的，正因此，导演认为“现在再想重新回顾那个时代，去重新反思的话，那就应该要从根本上去入手。”所谓的根本，导演也在《孔秀》中做出了回答。孔秀读的书、念的诗，她的表达与缄默，她的眼泪与微笑，无不展现着个体在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和反抗。“我并不想树立一个完人，孔秀最后也并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归故里，她不完美，也仍然孤独。”但结尾时孔秀的微笑代表了一种强大而坚韧的精神力量——她肩负起了自己的人生。“最后一幕我是特意挑了一个非常好的夕阳拍的”，导演说道。这一幕，既是孔秀与自我的和解，更是导演王超向命运的致敬。